作者:中銀宏觀錢思韻,朱啟兵

广场协议后美日贸易平衡的演变及其启示

廣場協議后美日貿易平衡的演變及其啟示

中銀宏觀朱啟兵 2019-07-11 18:34 10694

作者:中銀宏觀錢思韻,朱啟兵

來源:朱啟兵宏觀研究 

2018年起驟然升級的中美貿易摩擦特別是美方威脅可能對所有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為中國經濟蒙上了陰影。主流觀點認為,對美貨物貿易(以下如非特指,貨物貿易簡稱為貿易)順差是中國對外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對美貿易順差減少可能推動中國貿易順差加速下降,加大中國經濟下行壓力。然而,研究了1980年代末美日經貿沖突的經驗發現,盡管發生了日元兌美元匯率大幅升值,但短期內日美貿易失衡狀況的改善非常有限。長期來看,日本通過對外投資和國內產業升級,最終解決了對美貿易失衡問題。通過比較中日兩國所處的狀況,我們認為,關稅措施不能立竿見影地解決中美貿易失衡問題,長期來看中國需要加快產業結構更替,從低成本出口優勢向高科技產業出口轉化,并通過對外產業轉移來實現貿易差額的轉移。這是即使沒有中美貿易紛爭,中國也要走的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開放之路。

n 美國開展貿易戰、逼迫日本簽訂“廣場協議”的背景是由于美國處于加息周期,美元指數高漲拖累出口,因此對日本當時貿易逆差大,且美國財政赤字大,需要貿易平衡來獲得經常賬戶的收支平衡。

n 日本簽訂“廣場協議”后,使得短期內日元大幅升值,但由于存在J曲線效應,日美貿易并沒有馬上趨于平衡。此后多年,日本對外投資加強,開展了全球布局,使得美對日逆差占總體比例顯著下降。

n 過度消費導致美國貿易逆差較大,國際分工則導致美國逆差主要來自中國,短期內難以改變此等格局。

n 廣場協議之前,日元對外長期低估,協議之后兌美元匯率大幅升值,但人民幣匯率自1994年匯率并軌特別是2005年“7。21”匯改以來升值壓力已逐步釋放,2015年“8。11”匯改后面臨的主要是貶值壓力,美方對中國匯率政策的訴求已經從匯率重估轉為不競爭性貶值。因此,美國這次解決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工具是關稅而非匯率。

n 貿易紛爭企圖削弱中國低成本優勢,打擊中國制造的出口,但同時也將促進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向高科技、高附加值轉移。在應對措施方面,中國可效法日本雁形分工模式,布局“一帶一路”,使得沿線國家與中國連結更緊密,減輕對美的貿易依賴度,進而實現貿易差額的轉移。                       

1 研究背景和意義

1990年代中期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就成為美國貿易保護主義主要針對的對象。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2009-2017年間,美國對中國采取的貿易救濟措施年均14。9件,美國平均52。3%的救濟措施是針對中國。

2018年起,以關稅為工具的美中貿易沖突升級。截止2019年5月10日,針對中國兩批、合計25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25%的關稅已經先后落地,同時威脅要對中國剩余的近30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關稅(2019年6月29日兩國元首在大阪二十國集團峰會會晤,同意重啟貿易談判,并暫停對中國進口商品新加關稅)。這引起了各界對中國經濟對內對外運行狀況的擔心。我們研究了1980年代末美國對日本貿易戰的演變,希望能夠幫助我們評估貿易摩擦的影響及應對。

上世紀的日美經貿沖突始于1960年代,一直打到1990年代初。此間,美國先后對日本的紡織業、鋼鐵業、汽車業及半導體等行業進行貿易保護,并簽署多項雙邊貿易協議,高潮是1985年的“廣場協議”(Announcement of The Ministers of Finance and CentralBank Governors of France, Germany, Japa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States,簡稱:Plaza Accord),施壓日元兌美元大幅升值。美國希望通過美元貶值來收窄對日逆差,同時打壓日本經濟。

貿易戰對日本經濟和社會造成了深遠的影響。1970年代日本頂住了美國貿易保護和石油危機的兩大外部壓力實現了經濟轉型,而真正對日本經濟形成實質性傷害的是1985年9月“廣場協議”,直接導致了日元匯率大漲、資產價格泡沫,引發了“失去的二十年”。

“廣場協議”后,美元開始貶值,而日元大幅升值。但由于存在J曲線效應,使得美日貿易逆差并沒有馬上改善,直到簽訂協議的3年后美日逆差才開始縮窄,但直到進入新世紀以后日本在美國貿易逆差中的比重才顯著降低。

 “廣場協議”后日元升值,迫使日本放棄了國際分工中的低成本制造戰略,而轉向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出口產品的研發和制造。同時,日本通過對外投資、產業轉移,使得貿易差額進行了國際轉移,不再大幅依賴于美國市場,最終解決對美貿易失衡問題,這對中國提供了借鑒意義。

2 美日貿易戰與廣場協議

2。1 廣場協議的起因及主要內容

廣場協議的大背景是,戰后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的經濟實力此消彼長(見圖表1)。

在經歷了美元荒到美元泛濫的演變后,1960年代美元危機不斷。19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元與黃金脫鉤、各國貨幣與美元脫鉤,國際貨幣體系進入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并行的無體系時代。受兩次石油危機沖擊影響,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根據美國官方數據顯示,美國出現了負增長、高通脹的經濟滯漲現象(見圖表2)。

1981年,里根總統當選執政后,采取減稅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同時支持時任美聯儲主席沃爾克的反通脹政策。美聯儲大幅提高貼現率、提高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呼吁停止向投機活動放款,以及對外承諾不管對利率有什么影響,堅決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最高時,利率達到兩位數。直到1982年底,通脹降到個位數,短期利率降至峰值時的一半(見圖表3)。

1980年代上半期,美聯儲的高利率政策雖然取得了反通脹的勝利,卻刺激了資本大量流入美國,推動了美元大幅升值,釀成了美元泡沫。根據美方統計,美元指數從1980年7月的低點84到1985年2月的高點165,升了將近一倍(見圖表4)。這輪經典的美元泡沫,充分暴露了浮動匯率制下容易出現匯率超調的嚴重缺陷。

美元高估導致美國財政赤字、貿易赤字并存的“孿生赤字”(twindeficits)問題進一步凸顯,成為美國經濟復蘇的拖累(見圖表5)。

根據美方統計,在1970年前,美日貿易額并不大,但隨后美對日的進口開始逐漸大于美對日出口,產生了較大逆差,是美國貿易逆差的主要來源(見圖表6)。因此,美國把貿易戰的主要對象鎖定為日本

同時,戰后日本在美國的軍事保護下經濟蓬勃發展,逐漸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并且成為了美國的第一大對外債權國。

美國之所以將匯率武器作為糾正日美貿易失衡的主要手段,是因為日本政府長期以來甚至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一直抵制日元匯率的升值。

戰后日本和德國都實現了經濟起飛和追趕,但兩國在匯率問題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德國1950年代就實現了貿易順差,這給馬克帶來了對外持續升值的壓力。早從1960年代起,為維護貨幣政策獨立性,德國央行就開始容忍馬克升值,這甚至有違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匯率掛鉤安排(見圖表7)。最多的時候,馬克對美元升值了140%。

而日元直到19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開始緩慢升值,最多兌美元升值了104%。1978年后續十年間,美元兌日元都維持在200-250附近震蕩,給日本產品提供了良好的成本價格優勢(見圖表8)。同時,當時的日本制造工業已開始發展,產品質量較好,尤其是汽車省油量比較好,給人們節省了不少油費,因此在全球范圍內大受歡迎,出口量較大,直接沖擊到了美國本土的汽車業。1980年代,日本產品大量出口到美國,造成了美對日逆差擴大(見圖表6)。

“廣場協議”是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及西德5個工業發達國家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于美國紐約的廣場飯店會晤后,在1985年9月22日簽署的協議。目的在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使美元對日元及德國馬克等主要貨幣有秩序性地下調,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從而導致日元大幅升值。

“廣場協議”中,各國都根據自身的情況做出了各自不同的經濟政策調整承諾,包括抑制通貨膨脹,減少政府赤字、擴大市場開放度、減少貿易保護障礙等。主要內容有:實現無通脹基礎上的均衡增長,削減公共開支,促進金融自由化、資本自由化和匯率彈性化,推動市場開放、貿易開放,抵制保護主義。

2.2 廣場協議的初期后果

“廣場協議”簽訂后,上述五國在國際外匯市場大量拋售美元,繼而形成市場投資者的拋售狂潮,導致美元持續大幅度貶值。美元指數頓時從1985年的160的高點逐步下滑,2年后跌到100附近(見圖表9

簽訂“廣場協議”造成的后果是,直接導致日本匯率升高。1985-1988年間,日元兌美元升值高達88%,美兌日從250的高點一路貶值到150以下。其中,僅廣場協議后的次年——1986年,日元兌美元匯率就升值了48%,年平均匯率較1985年升值了42%(見圖表8)。對日本出口商來講,貨幣升值也就相當于日本向美出口的商品都被加征了40%的進口關稅,這對日本產品在美國市場的價格競爭力勢必產生較大沖擊。

但短期來看,美日貿易失衡問題并未馬上得到改善。據日方統計,1986年日本對美出口(以美元計價,下同)較上年增長了23%,進口增長12%,順差514億美元,增長31%,相當于日本貿易總順差的64%。據美方統計,同期,美國對日出口和進口均增長19%,逆差550億美元,也增長19%,相當于美國貿易總逆差的38%,占比與上年基本持平(見圖表6和圖表10)。

據美方統計,日美貿易失衡進一步擴大,一直到1988年以后才有逆差收縮的態勢(見圖表10)。

即使如此,從占比看,甚至在廣場協議簽訂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日本依然是美國貿易赤字的主要來源。據美方統計,1985年美國對日貿易逆差占總逆差的32.2%,1991年仍然高達49.6%,盡管逆差規模從1222億美元降至769億美元,1995年之前占比也還在30%以上(見圖表11)。美日貿易失衡的演變,是非常典型的J曲線效應。

所謂J曲線效應是指:本國貨幣貶值后,最初發生的情況往往正好相反,經常項目收支狀況反而會比原先惡化。這一變化被稱為“J曲線效應”。其原因在于最初的一段時期內由于消費和生產行為的“粘性作用”,進口和出口的貿易量并不會發生明顯的變化,但由于匯率的改變,以外國貨幣計價的出口收入相對減少,以本國貨幣計價的進口支出相對增加,從而造成經常項目收支逆差增加或是順差減少。經過一段時間后,這一狀況開始發生改變,進口商品逐漸減少,出口商品逐漸增加,使經常項目收支向有利的方向發展,先是抵消原先的不利影響,然后使經常項目收支狀況得到根本性的改善。這一變化過程可能會維持數月甚至一兩年,根據各國不同情況而定。因此匯率變化對貿易狀況的影響是具有“時滯”效應的。

2。3 廣場協議的長期后果 

如前所述,廣場協議沒有馬上糾正美日貿易失衡問題,直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占美國貿易逆差的比重才出現明顯的下降,據美方統計,到本世紀初該項占比才降到10%以內(見圖表11)。

協議促使日元升值后,出口壓力加大,日本一般產品的出口競爭力開始下降。但日本加速從一般加工制造向高科技、高附加值、高質量制造業轉型。

日本政府高度重視技術創新, 1995年頒布了《科學技術基本法》,提出了“科學技術創造立國”戰略。據日方統計,自1998年起,日本研發投資一直保持著16萬億日元以上的規模,僅次于美國,遠高于英國、法國和德國等主要發達國家。從研發投資率來看,早在1989年,日本的研發投資率就已達到了世界的最高水平,此后一直遙遙領先(見圖表12)。

據日方統計,1988年,日本高科技產品占總出口比僅為24%,但到了2000年,升高至29%(見圖表13)。

針對新的貿易形勢,日本還以雁行分工模式積極推進對外產業轉移和出口市場多元化。

雁行模式是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在1930年代提出來的,他主要用其分析日本棉紡工業發展模式。日本一橋大學教授、著名國際經濟學家小島清在吸收借鑒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后,提出了適合日本國情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比較優勢論”,將雁行模式提升到新的理論高度。

“雁行模式”的基本思想是: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像大雁飛行一樣,排出有序,層次分明的陣型。而在這一模式下,日本處于領頭雁的位置,它通過資金技術的供應、市場吸收和傳統產業的轉移,帶動該地區的經濟增長;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及中國臺灣即所謂“亞洲四小龍”緊隨其后,處于第二梯隊,它們積極利用日本的資金、技術市場來發展資金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又將失去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印尼等處于第三梯隊的東盟國家;而處于雁行陣列最后面的,是中國,越南等國家。整個西太平洋地區的經濟發展的這種雁陣情況,是由于直接投資過程和產業在不同國家中的傳遞造成的。

在雁行模式下,各國各有分工,然后把區域的國際產業鏈進行分割,彼此出口最擅長的部分,而總和成一條完整的產業鏈,由創新、生產、加工組成,本質上強調國際協作,先進國家與后進國家一同發展。雁行模式主要使日本為主導,讓其他國家附屬它們成為分工外包模式的主要構成。就此,日本企業利用日元升值,大幅增加海外投資,將大量原本出口到美國的產能轉移到海外,以化解來自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

日本早就開始利用貿易盈余對外投資建廠,但在1970-1985年間,日本的對外投資還不是很活躍,1985年僅為64.4億美元。簽訂廣場協議后,日元開始升值,因此對外直接投資逐漸增長,僅1986年就上升了一倍多到144億美元,1987年更是達到201億美元,1990年增至508億美元,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比重一度高達21%(見圖表14)。

在雁行分工模式下,日本推動了亞洲區內的產業轉移和經濟融合。據日方統計,2018年,日本出口中,中國內地占比為19.5%,不含中國的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占比為35.4%,分別較1985年上升了12.4和16.2個百分點,而同期美國占比下降了18.2個百分點,由37.1%降至19.0%(見圖表15)。現在,亞洲成為日本最主要的出口目的地,占比近55%。由此,日本從對美國單一市場依賴度較大成功轉型向亞洲出口主導,順利形成了貿易差額轉移。

同時,日本還通過對美國投資,在美國生產和銷售(這部分銷售不統計在對美出口中),進一步緩解了對美貿易失衡。據美方統計,目前美國對日進出口額及貿易逆差的占比均降至了10%以下(見圖16)。

對中國的借鑒意義

3。1 中美貿易摩擦的背景

經過多年不懈的努力,美國終于解決了美日貿易失衡問題,同時美日貿易沖突也以日本經濟長期停滯收場。但是,美國自身的貿易失衡問題僅在1990年代中期短暫改善后又大幅惡化。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據美方統計, 2009~2018年,美國貿易赤字與GDP之比平均為4.5%,略低于2000~2008年平均為5.5%的水平,卻遠高于1990年代平均2.4%的水平(見圖表17)。于是,中國逐漸成為美國貿易赤字的替罪羊。

據美方統計,美中雙邊貿易逆差始于1980年代中期,要早于中國貿易持續總體順差之前,但1991年以前這部分逆差占美國貿易總逆差的比重不到10%,1991~2001年間占比平均為19.8%,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的2002~2008年間占比平均為26.6%,后危機時代的2009~2018年間占比平均進一步升至為44.8%(見圖18)。

美國新一屆政府上臺以來,宣揚美對華貿易“吃虧”論,并以貿易逆差問題為借口,挑起經貿摩擦。美國有一些人對中美之間所謂“巨額貿易逆差”耿耿于懷,動輒將“美國每年都要輸給中國5000億美元”、“美國損失了數百萬制造業崗位”等說辭掛在嘴邊,并因此聲稱美國是中美貿易的受害者。

3.2 這次美方對中國動用的不是匯率而是關稅工具

美國制造貿易爭端的主要手段都是價格制裁。當年對日本采取的是匯率升值,這次對中國采取的是關稅措施。造成這種差異的主要原因是,廣場協議之前日元長期低估,因此,通過廣場協議施壓日元幣值重估,試圖影響日本對美出口。但人民幣匯率自1994年并軌特別是2005年“7.21”匯改以來已經大幅升值。到2014年底,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較1994年初累計升值了42%,國際清算銀行編制的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指數累計分別升值64%和90%;其中,“7.21”匯改以來分別累計升值了35 %、40%和50%(見圖表19)。

2012年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改變人民幣匯率顯著低估的措辭,現在更是一再強調人民幣匯率已經趨于均衡水平。而2015年“8。11”匯改以后,人民幣匯率實際已面臨資本外流、儲備下降、貨幣貶值的壓力(見圖表20)。美國財政部自2016年起也逐漸在其半年度的《國際經濟與匯率政策報告》中不再要求人民幣匯率重估。

目前,盡管美方對于中國外匯市場干預和外匯儲備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不盡滿意,但美國對于中國匯率政策的主要訴求是希望人民幣不要競爭性貶值。2019年8月,美國財長明確對外表示,在中國與美國陷入貿易戰之際,中國出手干預人民幣是合適的。如果中國當局出手支持本國貨幣,那就不是操縱匯率。

這使得美國無法用匯率手段制裁中國出口,轉而采取了增加進口關稅的措施。從貿易條件講,升值和加稅是等價的。2005年,美國參議員舒默為施壓人民幣匯率重估,曾與另一位參議員格雷漢姆聯合提出“舒默法案”,聲稱中國如果不在半年內升值人民幣,美國將對所有中國進口商品加征27.5%的懲罰性關稅。

而且,匯率是總量措施,關稅還是結構措施。美方公布的第一批5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加稅清單,主要針對的就是中國政府產業政策目錄上的高端制造商品。這進一步暴露了其不想讓中國在相關領域與美國產生競爭甚至超越美國的戰略意圖。當然,對于美國認為短期離不開、擺不脫的,又關系民生的中國進口商品,美國在擴大關稅覆蓋范圍時,也往往采取了豁免的措施。

分部門看,主要是因為政府部門負儲蓄率進一步擴大(見圖表22)。這導致困擾美國經濟數十年的貿易赤字與財政赤字并存的“孿生赤字”現象揮之不去。

第二,美國國內產業的過度空心化。從美國GDP的三次產業增加值構成看,戰后美國一二產業貢獻率持續下降,而第三產業貢獻率不斷上升,2009~2018年,三次產業平均貢獻率分別為1。0%、19。0%和80。0%(見圖表23)。可見,比之蓬勃發展的服務業,美國制造業正在不斷萎縮。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18年,在美國234個主要貿易伙伴中,美國對其中102個為逆差,較10年前還增加了15個;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二級分類的68個子項中,美國有43個子項為進出口逆差。

也就是說,在儲蓄大于投資、產業空心化的背景下,由于國內已經不再生產了,美國面臨著不是從這個國家進口就要從其他國家和地區進口的困境。

第三,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作為國際中心或關鍵貨幣的發鈔國,美國承擔著全球流動性最后提供者的角色。美國由此面臨“特里芬難題”,即美國需要保持貿易逆差以輸出美元,但美國貿易持續逆差又會損害美元信譽。這最終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19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普遍加強了自保意識,紛紛通過擴大經常項目(主要是貿易)盈余或者縮小經常項目赤字增加外匯儲備積累(見圖表24和圖表25)。于是,美國又扮演著世界最后消費者的角色。

如果說美國貿易總體失衡是國內儲蓄投資失衡所致的話,那么,中美之間的貿易失衡則是國際分工的結果。中國具有勞動力成本低、產業門類全、基礎設施便利等優勢,包括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在內的國家和地區對中國大量投資建廠,逐漸形成了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美國作為世界市場的國際分工大格局。

因此,如果要改善美中貿易失衡,一方面美國需要提高儲蓄率、降低“雙赤字”,另一方面則是全球供應鏈和中國產業鏈的調整,但這不是一時半會能改變的(見圖表26)。

實際上,兩輪關稅措施落地以后,中美貿易失衡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有所擴大。據中方統計,2018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3244億美元,同比增長16.7%;2019年前5個月,中國對美順差1104億美元,增長5.1%。這再次顯現了貿易條件變化對貿易平衡狀況影響的J曲線效應。

此外,美國對華貿易特別是高科技和稀缺資源出口實施嚴格的管制,也是導致兩國貿易失衡的重要原因。美國的出口管制措施涉及10大類共計約3100個物項,其中多數為高技術產品和稀缺資源品的貿易。根據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分析,若美國將對中國出口管制嚴格程度放松至對法國的水平,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可縮減35%;若放松至對巴西的水平,逆差可減少24%。考慮到當前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名義,動輒對中國公司實施出口禁運措施,這將進一步加大雙邊貿易再平衡的難度。

3.4 改善中美貿易失衡的中國出路

中國需要堅持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開放,由外需拉動轉向內外需協調拉動。

就美國出口而言,中國仍是美國商品和服務出口成長最快的市場,因此單方面發動貿易摩擦會使得兩國都發生負面影響。根據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出具的國家出口報告,2009~2018年這十年間,美國對中國的商品出口增長了73%,而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商品出口僅增長57%;同期美國對中國的服務增長258%,而世界其他地區僅增長49%。由于國內市場回旋余地大,讓中國能夠更好吸收外部沖擊。美方單邊主義的立場、霸凌主義的做法,錯失中國市場機會,本身也是美國自己的巨大損失。

而“后雁行時代”的到來,加速了對中國轉型的需求。雁行分工是垂直分工模式,其弊端是使得東亞國家過分依賴外資,而本國產業結構也被破壞,產品單一或偏頗,難以發展創新產業。1990 年代以來,隨著日本經濟陷入長期停滯,雁行模式日漸式微。其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和其他國家的進步速度不同:日本產業升級減慢、創新能力不足,首雁效應削弱;“亞洲四小龍”產業發展繼續加速,成為東盟產業升級新的拉動力量;中國產業發展迅速,經濟實力不斷提升。因此,“后雁行時代”到來,日本“雁首”的位置逐漸被后續國家追趕。

長期以來,中國在國際分工的定位均較為低端,主要為加工組裝及初級產品出口國,對產品生產技術改進和創新的動力不足,只憑借國外已有的技術或創意來組織生產。進入“后雁行時代”,產業發展模式會呈現出垂直型分工和水平型分工并行的特點。比如互聯網革命以來,亞洲“四小龍”與中國迅速發展信息產業并帶動了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 從而使亞洲“四小龍”與中國的高科技產業在某些領域與日本形成了水平式分工,開拓了雁行模式的新格局。中國應通過以“干中學”為特征的產業內參與學習機制,實現技術進步,在此基礎上逐步向產業鏈的高端環節提升。

中國可以借實施“一帶一路”倡議,鞏固和發展區域合作,主動迎接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重構的挑戰,通過對外產業轉移,來實現出口市場多元化和對外差額的轉移。

貿易暢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內容,著力研究解決投資貿易便利化問題,消除投資和貿易壁壘,構建區域內和各國良好的營商環境,同沿線國家和地區共同商建自由貿易區,激發釋放合作潛力,所以,實現貿易暢通不僅僅有利于我國貿易繁榮發展,更有利于東亞國家實現互聯互通,貿易區域化進程加速。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顯示:“一帶一路”將令全球運輸時間平均減少1.2%至2.5%,貿易總成本降低1.1%至2.2%。“一帶一路”參與經濟體運輸時間和貿易成本分別降低1.7%至3.2%和1.5%至2.8%。“一帶一路”經濟走廊有項目建設的經濟體收益最大,運輸時間降低11.9%,貿易成本下降10.2%。

據中方統計,2013—2018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物貿易總額超過6萬億美元,年均增長4%,高于同期中國對外貿易增速,占我國貨物貿易總額的比重達到27.4%。由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路孚特、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等多家國內外知名機構共同編制完成的《“一帶一路”貿易投資指數(BRTII)》顯示,近年來“一帶一路”貿易指數逐年上升(見圖表27)。BRTII研究預計,未來“一帶一路”有望成為全球新的貿易投資增長中心之一,并判斷,“‘一帶一路’成為了僅次于歐盟的全球第二大貿易板塊,貿易紅利進一步顯現。”

另據中方統計,2019年前5個月,中國對美國出口平均同比下降8.7%,但對非美出口增長2。5%(見圖表28),令同期出口總體增長了0.4%。這顯示,國內企業沒有坐等靠中美貿易談判的結果,而是充分認識到開拓新市場、減輕對美國出口市場依賴乃大勢所趨,并已經開始付諸行動。

注:圖中2019年為前5個月的月度同比,其平均值為對美下降8。7%,對非美出口增長2.5%

誠然,25%的關稅將削弱中國的純粹低成本優勢,但這也將促進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從低成本優勢向高科技、高附加值、高質量制造業轉型,這本身也是中國經濟走向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根據中美兩國商務部開展的聯合研究,2018年美對華貨物貿易逆差被高估880億美元,因此,以美方統計的4192億美元為基礎,調減后應為3312億美元。根據這個標準,中國對美貨物貿易順差中,近53%來自加工貿易,其中包括中國自第三地進口零部件903億美元。如果把這一部分減去,美對華貨物貿易逆差只有2409億美元。由此可以看出,中國需要的不僅僅是明面上的貿易順差,更多的是需要創新發展,走向國際供應鏈的上端,分得更多的利潤,這樣才是更長久之計。

4 總結

通過研究上個世紀日美貿易戰的片段顯示,“廣場協議”后日元大幅升值,短期內因為存在J曲線效應,對于改善日美貿易失衡作用有限。中長期看,日本通過向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產品轉型,通過對外投資實現出口市場多元化和貿易轉移,最終解決了日美貿易失衡問題。但是,美國因為過度消費和產業空心化,貿易總體失衡問題迄今也未得到根本解決。

儲蓄不足導致當今美國貿易失衡,而國際分工則導致美國貿易赤字主要來自于中國。由于人民幣匯率低估問題早已得到解決,美國對華貿易摩擦采取的政策不是匯率重估而是關稅措施。后者與施壓人民幣升值一定意義是等價的,同時還暴露了美國針對中國高端制造業的戰略企圖。

短期內,如果美國的低儲蓄尤其是政府部門的負儲蓄問題不趨于收斂,則關稅措施對于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的改善效果也不必期待過高,或者說,對于中美貿易順差減少也不必過于悲觀。中長期看,中國可效法日本雁行分工模式,借實施“一帶一路”倡議之機,擴大對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投資,以帶動產業轉移,實現出口市場的多元化和貿易差額的轉移。

不論未來中美貿易談判進展如何,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是大勢所趨。即使沒有此次來自美國的貿易摩擦壓力,也是中國在經濟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對外開放過程中必須做到的事情。而我們現在已進入到日本衰落后的“后雁行時代”里,中國要著力發展科技創新,努力攀上產業鏈的上端,通過和周邊國家的協同共同發展,在國際分工中不僅只在低端制造或加工業處于強勢,而是打出自己的民族品牌,獲得更高端的市場,這樣才有利于中國在國際分工格局中不僅有垂直分工能力,更有水平分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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