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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富人:在云端與泥土之間

思之6 天前13.31k
消費,是站在建國70年節點上,解讀中國未來經濟發展趨勢的密碼。

作者:默爾索

來源:虎嗅

在經濟增長趨緩,國際政經形勢多變的局面下,拉動內需消費已經成為中國經濟保持增長的不二法門。這也是不依賴“后發人口紅利”和“行政指令”,主要依靠市場機制形成繁榮的良性增長。

消費,是站在建國70年節點上,解讀中國未來經濟發展趨勢的密碼。

1

“這兒的土地基本上是平坦的,景色單調,村莊與村莊之間看不出什么兩樣……上等人的莊園,豪華的大廈,英格蘭和法國式的漂亮房子,為何會無影無蹤?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這個社會并沒有像其他文明那樣產生貴族階層?”

這是彼得·海斯勒作品《甲骨文》中的片段。那是1981年,美國歷史學家戴維·凱特利來到河南安陽,在給家人的信中,他用這樣的方式介紹自己身處的國度。

我完全能想象那種失落。一個美國人站在河南空曠的土地上,期望看到哪怕一丁點摩登的景色,而等待他的,只有無邊的農田和呼呼的風聲。幸運的是,若把歷史理解成時間坐標,戴維·凱特利的感慨與失落非常短暫——這個國家在接下來不到40年的時間里,GDP增長近44倍,突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豪華的大廈,漂亮的房子,各種他所想到和尚未想到的事物,在今天的中國都很尋常。在他發出感慨的那個瞬間,中國人已經處在一個前所未見的大順境里。用另一位歷史學家王賡武的話說,中國面臨著歷史上的第四次崛起,是秦漢、唐代、明清之后的再度輝煌。

身處順境的人總是更關心未來。在2018年,全球經濟轉冷,中國人的順境出現一個踉蹌,人們不安地發問,中國將往何處去,它還能保持高速的增長嗎?而國家統計局則發布數據,用數字定義了一個當下的中國:2018年,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依賴于消費與投資,其中,消費對GDP的貢獻率已經達到76.2%——中國正在和世界上所有的發達經濟體一樣,變成一個以消費為核心引擎的國家。

基于這樣的事實,“中國將往何處去”的全民話題,似乎可以代換為另一個話題——中國人的消費往何處去?如果繼續追問,這個話題或許還包括,“買買買”的時代口號到底還能持續多久,雙十一的銷售金額是不是仍然能年年刷新,拉動內需除了挖掘下沉市場,是否還有其他法門……

不斷重復這些問題,我又一次想起戴維·凱特利。他在1981年苦苦尋找的中國上流社會,今天終于成型。2018年的《胡潤財富報告》揭露了一項數據,在大中華地區,擁有600萬資產以上的富裕家庭已經達到488萬個。他們的家庭總財富高達133萬億,是中國全年GDP的1.5倍。在中國的消費者群體中,這些生活在金字塔尖的人,和下沉市場一樣神秘有力,與后者共同組成了中國消費的兩極。

這是一群漂浮在云端的人。最多不過一千多萬人口,但把握著中國社會經濟的主動脈,并將深刻影響這個國家的未來。對于他們是誰,長什么樣子,怎樣理解自己的財富與生活,我充滿好奇。當然,我無法逐一與他們面對面,但我試圖在個性中尋找一些共性,為這個群體勾勒輪廓。而在此之前,我需要先放下自己內心的偏見,例如,他們一定喜歡購買奢侈品,他們一定對價格不敏感,他們一定在社會生活中游刃有余,他們一定擁有開放的思維和國際的視野……所有想象都是禁錮,我需要帶著無知出發。

為了尋求答案,整個八月里,結交有錢人變成了我最主要的工作。這是一項短暫跨越社會階層的任務,我需要做的,是向今天的中國富人不斷釋放疑問,像在湖面投下一顆顆石子。當波紋散開,有時會得到反饋,有時則會撞到什么,因此彈得更遠。當然,還有一些時候,它們就只是無聲無息地慢慢蕩開去。

2

天幾乎只是蒙蒙亮,潮氣降了一夜,空氣像能擰出水來。園區靜悄悄,寶馬車發出一聲微吼,聲音迅速被茂密的植物捂住,沒有吵醒任何人。

房怡將車緩緩開出大門——在成都,同樣的香檳色寶馬至少有1000輛。若是懂行,你很容易看穿它的底細,車齡4年以上,少說也有8萬里程。車尾清楚寫著型號,520i。數字代表它的動力是同款最低,字母則告訴人們,這輛車是短軸版本,并未加長。兩項信息組合,結論只有一句話:這是當年最便宜的一款寶馬五系。

有些時候,擁有這么一輛車是尷尬的。沒有人會否認它豪華車的身份,但在今天中國的城市街頭,也沒什么人會為它側目。過去24年里,中國人消費了400萬輛寶馬汽車,龐大的市場保有量足以消解所有好奇。在網絡上,房怡的選擇還可能遭遇奚落,“買低端豪華車的人就是為了面子,”一位網友在汽車論壇發帖說,“這種車沒有任何實用性。”

房怡不懂車,也極少上網,她只知道這輛車讓她舒心,便一直開著,就如同丈夫也一直沒有換掉那輛老掉牙的豐田漢蘭達。她今年43歲,在每一個這樣的清晨,她只關心一件事,那就是能否將女兒準時送到學校。三年前,她們一家從市中心的歌舞劇院家屬區搬出,住進了位于成都南郊的別墅。這是一幢358平米的聯排別墅,上下三層,價值600萬。這個決定為他們的生活帶來許多影響,其中之一,就是他們花在交通上的時間變得更長。女兒的學校離家26公里,房怡與丈夫一起經營的設計公司,也在27公里之外。三點連線,在城市中組成了一個巨大的“Y”字型。

圖為受訪者提供:房怡家的別墅 

女兒在路上可以打個盹兒。她在一所重點中學的國際部讀高二,正值關鍵期。和普通全日制高中不同,她們學習國際文憑組織開設的IB課程,可以直接申請哈佛耶魯等世界名校。在畢業之前,她們每人都至少要完成一篇4000字以上的論文,用純英文書寫。最近,房怡的女兒在嘗試寫劇本,她已決定,畢業后將爭取去美國學習導演專業。我聯想起自己17歲朝不慮夕的生活,感受到了她遠超同齡人的早熟。

過去十年,國際學校在中國從稀有到平常。四川類似的國際學校有51所,全中國則多達1028所。在這所學校的官網上,辦學宗旨寫得很令人振奮,不同于公立學校常見的“立足當地,服務社會”,或者是“質量立校,文明興校”,它所寫的是:為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公民而努力。我不知道房怡是否完全明白國際競爭力意味著什么,但她十分確信,這是女兒需要的。

為了證明學生擁有國際競爭力,國際部的學生不會參加中國高考,因此可以避開“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殘酷競爭。而家庭需要為此付出的,是大約每年13萬的學費,這相當于一名成都白領全年的收入。在房怡看來,從高中到大學,能在百萬量級解決女兒的教育問題,是一筆相當劃算的投資,這意味著,女兒的人生軌跡將和大多數同齡人不同,當然,也與房怡自己不同。

2000年,房怡和丈夫一起創業,開辦一家室內設計公司。“當時成都二環路外都是郊區,”她說,“最好的房子也就賣3000塊一平。”公司開起來,房怡逐漸了解了室內設計公司的行業慣例——設計通常免費,利潤主要來自裝修。房怡是科班出身,她認為,“至少得把學費掙出來”,因此堅持收取設計費。她把價格標準定在每平米30塊錢,在和同行一起宣傳時,果然無人問津。

一氣之下,她把價格漲到100元。誰成想,這樣竟真的有客人上門。客人的想法不難推測,“別人不收錢,他們要收100,一定有什么過人之處。”當時的房怡并不知道,她無師自通地應用了一門極其有效的消費心理學,為自己篩選出了市場上最愿意付費的客戶。此后20年,伴隨著房地產市場的蓬勃,他們的公司不僅生存下來,而且在成都嶄露頭角,進入豪華住宅的設計領域。在她的客戶名單上,許多赫赫有名的企業家和政府官員位列其中,他們的家中哪里有密室,哪里有保險箱,她是為數不多的,最了解的人之一。

3

“你怎么定義自己的財富水平?”八月的一個下午,我這樣問她。

“中產,”房怡果斷回答,“標準的中產。”

在中國,許多人確實不知道自己究竟算不算富有,但房怡的回答顯然是出于謙虛。我們對話時所在的店鋪,是房怡的新生意,既做設計,也賣家具,還有一間咖啡廳。這里有4400平米,上百款進口家具,員工五十多人。不用費勁計算也能得知,在成都運轉這個規模的生意,保證倉儲、物流、售后井然有序,至少需要千萬資金。按照《胡潤財富報告》的標準,有千萬可投資資產的家庭,被稱作“高凈值家庭”,全國只有82萬人。

之后我們的話題山南海北,但我竟不斷回想起她所使用的這個詞,中產。除了謙虛,它似乎還意味著別的什么,這或許與它詞義中表達的“未完成”狀態有關。中產,意味著小有所成,也意味著不夠富有,這可能指財務目標沒有達成,也可能指人生理想尚未實現。在今天的語境里,這是一個屬于奮斗者的詞匯,房怡的工作狀態也證明了,在完成財富積累之后,她并沒有打算就此休息。

伴隨著這些零散想法,我逐漸感到她身上奇怪的沖突感。她的家庭足夠富有,但除了擁有一棟別墅之外,其他方面的物質生活都不出挑。一輛最低配置的寶馬車,一輛上了年紀的漢蘭達,這在許多真正的中產家庭里也屬平常。她承認自己有段時間買了不少奢侈品,但在新鮮感過去之后,她還是更習慣從朋友開辦的服裝廠里選衣服。她不上網,更不網購,認為在網上挑選商品耽誤時間。問到她日常中最大的開銷,她回答是教育,不僅僅是女兒的,也有關于她自己的,她喜歡研究心理學,花了不少錢去接受培訓。

我意識到,這種奇怪的沖突感,恰恰來自于她實在太過正常,如果不是因為那棟別墅,我幾乎真的要認為我們屬于同一個社會階層。而之后一個月中的見聞告訴我,這種“奇怪的正常”,恐怕不只屬于房怡。

正如同中國是一個新富國家一樣,中國的許多富裕家庭也是嶄新的。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富裕家庭。2009年的《胡潤財富報告》里,擁有千萬資產的中國人共有825000人,10年后的今天,這個數字已經達到201萬。這令人驚訝的爆發,其實描繪了屬于整個國家的增長慣性——數以百萬計的富裕家庭仍處在這財富積累的慣性里,口袋里的收成剛剛捂熱,這并不能帶給他們巨大的滿足感,因為他們相信自己還能獲得更多。

今天,中國最先取得富裕的人都還在職業生涯的高峰,聯系到這個國家一貫崇尚的勤奮精神,以及李嘉誠、王健林、雷軍等富豪的以身作則,那種在影視劇里出現的,財富自由便退休的劇情,很難在現實中成為普遍現象。胡潤研究院估計,未來中國將有50-60萬億元的家族財富由第一代傳給第二代,但整個過程將持續30年。至少目前,中國仍然是一個創一代主導的國家,而創一代的精神意味著更多的積累,更少的開銷,更緊張的時間,這些要素與時代需要的消費精神都背道而馳。

我們的對話沒有持續太久,房怡很快告辭,去主持一個工作會議。我對許多問題仍沒有頭緒,因此只好抓住最特別的那一個:為什么這樣一個中產化消費的家庭,會很突兀地去購買一棟別墅?理解這個異常消費,也許能幫我更好地理解她。

4

在成都附近,商業別墅住宅區主要集中在七個板塊,青城山、蒲江、城北、牧馬山、溫江、龍泉和南延線。它們的存在印證了我在中學地理學到的知識:高檔住宅總是要遠離鬧市。在七大板塊中,南延線的別墅區被譽為成都別墅的標桿,房怡的家便在這里。

我沿著天府大道一路向南。這是成都市一條長達34.7公里的南北動脈。道路兩旁是整個成都最有精英氣息的地方,漂亮的寫字樓摩肩擦踵,那些著名的互聯網公司,例如阿里巴巴和騰訊,都將區域總部安排在附近。而當一路開到寫字樓悉數消失,道路兩旁只剩精致修剪的綠化帶和在建工地時,才算真正接近目的地。

這座別墅區將近4300畝,相當于400個標準足球場。建筑全部是西方風格,孟莎式屋頂的法式建筑,搭配著意大利風格的浮雕,與北美的花園洋房組合在一起。每一片區域都有一個異域風格的名字,例如圣安德魯、茵特拉肯、拉佩維爾。保安認真負責,內部有高爾夫球場。別墅區外圍,則幾乎全是亟待開發的工地,不難看出,這里在不久前還是一片農田。空氣的確比城中更清新。

內部與外部,繁榮與荒蕪,這種對比是如此強烈,像沙漠中突然出現一片綠洲。

我聽人說起這里最貴的別墅,靠近高爾夫球道和人工湖,面積超過七百平米,有私家碼頭,總價在2億人民幣以上。至于便宜一點的入門級別墅,價格也至少需要600萬,這其實是個并不夸張的價格,相信在許多人的承受范圍之內,尤其對身在一線城市的精英來說,應該很有誘惑力。而這也讓我感到好奇,在入門級的別墅并不過分昂貴的情況下,為什么買別墅的人并沒有很多。

我曾向房怡請教這個問題,她回答我,別墅并不是沒有缺點。“比如它離城市比較遠,工作或者孩子讀書都很不便。”她說,“而且別墅的生活成本更高,這意味著家里一定需要保姆,當然,物業費也會更高。”也正是出于這些考慮,她在收房之后的第四年才裝修入住。

但是,對一些需要彰顯身份的人來說,這些缺點恰恰很有必要。別墅離市區遠,就配專職司機,空間太大不好打掃,就配三個保姆。房怡的鄰居就是這樣做的。在那棟價值不菲的大型別墅里,有專門一層屬于保姆的會客區,出色的室內設計可以讓主人與保姆避開各自的生活,如果愿意,他們可以從不碰面。

房怡家也有保姆,她已經在房怡家里工作多年,幾乎是看著房怡的女兒長大。她月薪五千,每天下午兩點到四點要休息,主要負責做飯、遛狗和收拾衛生。搬到別墅后,保姆一個人忙不過來,房怡每兩周還需要專門請一次保潔。“這工作真是輕松。”我由衷感嘆。“可就這樣她還想辭職,”房怡搖搖頭,“她覺得別墅太悶了。”

我忍不住去想那個畫面:一位中年保姆帶著一只金毛獵犬,住在三百平米的別墅里,有影音室,有健身房,有浴缸,有花園,似乎只差一句“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如果能把這畫面的主角換成自己,許多人會趨之若鶩。但保姆對此不滿的信息提醒我,很多人沒有獨自排遣寂寞的能力。在歌舞劇院的家屬區,保姆可以看人下棋打牌,但在這里她無比孤獨,連去最近的超市也需要坐車。坦白講,我不確認自己能不能忍受這種生活。

我問房怡,“既然有這么多不便,為什么還要買別墅?”她用兩個字回答:限量。

她所說的限量,指的是從2003年起全國推行的“禁墅令”。2003年2月,國土資源部發布被稱為“45號文”的緊急通知,強調“停止別墅類用地的土地供應”。此后十年間,這一規定被先后重申了五次。2019年,住建部發布“特急”通知,要求停止別墅項目建設審批,并對“已建、在建、在批、特批的別墅項目進行梳理”。在“禁墅令”背后,是近年來中國的耕地面積正在急劇減少,而別墅占地規模太大。在2017年末,中國耕地面積是20。23億畝,《全國國土規劃綱要》要求,到2020年,耕地保有量要保持在18。65億畝以上,18億畝,也被稱為“中國耕地紅線”。

因此,用房怡的話說,“中國的別墅是賣一套少一套。”至于別墅能實現她對美好生活的期望,她將這個理由放在第二位。因為它顯然沒有第一個理由重要。

事實上,房怡曾在私下表達過購買別墅的第三個理由:這或許會為她的事業帶來幫助。她為許多別墅提供過室內設計,清楚這個行業的市場規則。過去20年里,她沒有投放過任何廣告,所有的業務都來自于熟人介紹。這是關于中國富人最保守的一面,即他們不相信宣傳,幾乎只相信同等身份人的推薦。生活在別墅里,房怡有機會結識更多的別墅業主,他們自己可能擁有不止一套別墅,也可能將房怡引薦給自己的朋友。這都是房怡期待的。

這種想法顯得工于心計,但并不難理解。我比較驚訝的是,購買一棟別墅,她竟然有邏輯分明,角度各異的三個理由,那種期待中富裕人群任性放肆的消費完全不見蹤影。她幾乎不可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失去理性,就如同她不會放棄任何一個擴大事業的可能一樣。她始終保持著屬于中產的饑餓感,我想象不出有什么力量能使她停下來。

5

八月,我的朋友向我引薦胡總。他五十多歲,是四川安岳人——那里被譽為檸檬之鄉,是一座有160萬人口的縣城。他在那里長大,如今的工作重心則在另外一個城市,出于隱私原因,我已無法描繪得更具體,因為現在他是當地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他的公司占據了一棟12層的寫字樓,馬路對面的酒店也在他名下。人們對他的風評不一,有人說他平易近人,也有人說他脾氣暴躁,無比固執。

胡總喜歡在辦公室里掛自己的照片,每張都有登機箱那么大。照片全都PS過,但是既沒有美顏,也不是虛構和重要人物合影。它們風格統一,主題是胡總保持威武站立的姿態,再將這個姿態PS到各種虛化的背景上。在八九十年代的影樓,人們也常用這樣的方式和名勝古跡合影,例如背景是天安門或是長城,只不過胡總要突出的,只有他自己。

最近兩年,胡總最大的一筆個人消費是在安岳農村翻建祖宅,花費在千萬以上。這在當地成為一個巨大的新聞,其中的沖突感和不可思議,就好像泰勒·斯威夫特突然宣布要嫁給一位中國農民。我看過那張所謂祖宅的照片,是兩間破敗的平房,房子的底座是一米多高的石板,再往上則是土墻結構,刷過的白色已經發灰,與屋頂的瓦片顏色相近。說是祖宅,其實房子的歷史很短,只有胡總和他的父母在這里居住過,但是他想以此為源點,建立一個不斷傳承的大家族。

從成都出發前往安岳農村,大約需要兩個半小時。我們經過一座非常袖珍的村鎮,一切都圍繞中心地帶的一棵巨大槐樹展開。擇一條小路上山,鄉間小道只容許一輛車通過,道旁的農作物生長茂盛,讓人想起“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詩句。如此再行進十分鐘,人會在某一個轉彎過后,突然看到那座突兀的建筑。

“像個旅游集散中心。”一些人這樣形容它。這主要是由于它看上去巨大而方正,但是似乎又毫無個性。

外表樸素,是胡總的要求。他希望這座“新祖宅”盡可能保證過去的味道,但是最好又足夠宏大,因此外觀像在老屋基礎上直接乘以十倍。現在的這棟建筑長27米,進深9米,共4層,總計1500平米,內部還裝有電梯。門口的花園和水池,完全按照城市里的豪宅標準打造。站在這座房子的樓上,能看到四周綠油油的農田和波浪起伏的小山巒,雖然不能遠眺,但也有被群山環抱的感覺。它的朝向由風水先生仔細勘察過,用魯班尺找到了最佳角度,既可以有利于胡總運程,又能造福于子孫后代。現在,它的名字叫“胡家大院”。

站在胡家大院向外看的景色,也能看到很老的當地房屋

在胡家大院旁邊,仍有當地的農民生活。他們就住在幾十米外,居住的房子和被拆除的胡家老宅并無二致,石板,土墻,灰瓦,墻上偶爾還有窟窿。如果說恢弘的胡家大院像一部最新款的勞斯萊斯,那他們的房子則像一輛從民國駛出的老牛車。只是,放在這完全鄉土化的場景里,突兀的不是牛車,而是勞斯萊斯。這幾間老房子,從胡家大院的視角看出去,既是阻礙,偶爾又像是風景的點綴,他們的命運,恐怕要看胡總如何理解這件事。

胡家大院的內部是華麗的,與外表的樸素形成強烈的反差。進入胡家大院的第一個空間是堂屋。這里完全是中式風格,隨時可以舉辦一場拜天地的中式婚禮。主人的座位正對大門,透露著傳統的宮廷威嚴,在他身后是一個香案大小的方桌,這里將用來供奉祖先牌位。在胡總的想象中,百年之后,他的后代將在這里祭拜他,向他敘述家里的興衰對錯,感謝他為家族創下的優渥生活。他現在已經有兩個兒子,大一點的已經工作,在成都一家普通的公司上班,“不急,”胡總說,“先讓他歷練幾年。”

和堂屋不同,胡家大院的所有臥室又都是歐式風格,席夢思床,羊毛地毯,電動窗簾。他認為,在享受生活這件事上,還是西方人做得更合心意。同樣的文化沖突也發生在廚房——按照胡總的特別要求,他在別墅中修了一個農家土灶,還設置了放柴火的地方,這樣他就能隨時隨地吃到正宗的“柴火飯”。而就在土灶旁邊,胡總還是又布置了一個西廚空間,可能吃慣了柴火飯之后,他偶爾也會想吃牛排。

整個胡家大院里,最神奇的設置是糧倉。是的,一間專門儲存糧食的空間,像舊時代的地主們一樣。可是,即便胡總將自己理解為一個大地主(某種意義上,房地產開發商真的具備這個特征),這個行為也仍然是令人費解的。對地主來說,物資短缺時代,糧食是他們的核心資產,因此需要專門保護,但現在,這個空間設置顯然沒有任何意義。

胡總興致勃勃地介紹他的思路。我忘了說,糧倉不是在后院,而是在胡家大院的三樓,和胡總的主臥在同一層。但是,如果你想去糧倉,需要從四樓下到三樓方可進入。整個的場景設置是這樣的,“你看,我從外面打了糧食回來,坐電梯,把糧食運到四樓的平臺上,那正好可以曬糧食。糧食曬好了之后,我把糧食一收,嘖,直接就放進三樓的糧倉里,多方便。”

我在這個瞬間終于明白,這其實是一場游戲。一種他設想中的退休生活。一種行為藝術。因此,我也毋須再問為什么在這個年代需要打糧食,從哪里打,有沒有考慮糧食放進去容易,拿出來很難的問題。對一個游戲來說,這些都不重要,因為這本來就是游戲的一部分。我想,他在這個過程里能找到關于自己的一切:一個農民的兒子,一個吃不飽飯的童年生活,一個自食其力的奮斗過程,一個滿倉滿谷的人生贏家,一個就放在自己枕頭旁邊,看得見摸得著的厚重安全感,一個大家族真正的起點,一個值得被銘記的人。

胡家大院從籌建翻新到最終完成,歷時兩年有余。這一定是胡總最得意的一處住宅,因為這里滿足了他對住所最瘋狂的想象,中式與歐式齊飛,土灶與西廚一色,乘著電梯到屋頂曬糧,最后再收納進臥室旁的糧倉里。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斥資千萬打造胡家大院之后,并沒有人真正住在這兒,它只在胡總一家回鄉祭祖時使用,在99%的時間里,這座四川鄉村中的奇特宮殿都空空蕩蕩。他不斷填滿糧倉的游戲,也許要在很久之后才會在這里上演,而要等待自己的子孫后代把胡家大院的十多間屋子住滿,恐怕才是胡總和胡家大院真正面臨的百年工程。

6

在整個八月,不止一個人對我說,幾乎所有富人都有自己的風水先生。

不僅僅是胡總的胡家大院由風水先生測算過,房怡的新店鋪也是由風水先生敲定了選址和開業日期。室內設計師崔鈺也說,有時候設計圖給到客戶,返回的修改意見一看就是請風水先生看過的,會要求在這里加個隔檔,那里加個水景。但是和預想中一樣,他們都不愿意深入討論這些問題,認為這是一種忌諱。

這讓我想到一家科技公司的CEO,他崇尚科學,迷戀技術,但同時也是風水的信徒。他的辦公室里養著風水魚,一次一個采訪者問,“這東西有用嗎?”他微微一笑說,不知道。快速地閃躲了這個問題。但顯然,如果他認為沒有用,采訪者不會看到這些風水魚。從北京的CBD到安岳農村的胡家大院,風水像一滴顯影液,把中國人的矛盾和期望反映了出來。

作家彼得·海斯勒在沿著長城橫穿中國的過程里,也遇到過風水先生。他寫道,“風水先生專門測算建筑物和地形之間的關系,試圖在自然之物和人造之物之間構建和諧。1949年,共產黨奪取政權后,他們向許許多多的文化傳統發起攻擊,斥之為封建迷信,其中就包括宗教、算命以及風水推理。”盡管時至今日,相關的行當仍舊沒有得到恢復,但“人們對風水的信奉已經被證明具有很強的反彈性”。彼得·海斯勒說,這主要是因為“這個行當有利可圖”,風水好,就是運程好,所以人們都愿意花錢。

在一個工作日的晚上,我專門去聽了一節風水課。主講人老詹有諸多頭銜:

易學研究會秘書長

中醫文化非遺傳承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倫理學會會員

中華中醫藥學會會員

西部精神醫學協會會員

他穿一件印有李小龍的舊T恤,短褲,皮拖鞋,年紀五十左右,一副菜市場里隨處可見的形象,聲音很輕。他的微信名叫“龍隱道人”。鑒于老詹有一些和醫藥有關的身份,我想他或許也可以幫人治病。在傳統文化領域,風水先生常常擔任著醫生的角色,就好像彼得·海斯勒在山西遇到的風水先生張寶龍,不僅可以“選擇配偶”和“選擇墳地”,名片上還寫著,可以醫治“疑難雜癥”。而在以上所有的標簽之外,老詹還有一個我最關心的身份:大學老師。

據說,他在一所大學的國際教育學院,專門教留學生。當然,不是教風水,教中國文學。

“這是我上周在書店打的一卦,預測成都當天會不會下雨。”課程開始,老詹翻出手機,把自己的朋友圈投射到屏幕上。“當時雨都已經要下來了,但卦象顯示,一定不會下雨。果然,我當天晚上在院子里等到十一點,也沒有一滴雨落下來。”緊接著,他又展示了一條私人微信,一位高考考生的家長告訴他,孩子已經如愿考上南開大學,多虧老詹打卦,才讓他們沒有強行去填報其他高考志愿。

上課的過程非常枯燥,我缺乏基礎,像直接跳級聽課。“山火賁。賁,亨,小利有攸往。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屋子里的大多數人和我一樣,對這些句子毫無反應,而也有一些明顯是尖子生的人,能直接就某些問題和老詹展開討論。我環視四周,發現還是以中年人為主,女性多過男性,但一些打扮稚嫩可愛的90后女孩的出現,也確實令我頗感意外。

人們說,老詹幫很多權貴看過住宅,調過風水。某個美國公司的中國區總裁,老詹就幫他看過別墅,當時老詹說,“這個入口朝向會讓家人經常吵架”。之后的事情果然應驗,這一家人不僅互相吵架,而且和物管吵架,和鄰居吵架。后來,他們按照老詹的意見,將這個入口改成保姆通道,在另一個方向重新開門,一切才都回歸太平。

只要你生活在中國,這樣真假莫測的故事一定會聽過很多。相信道家的人認為,世間萬物都有聯系,因此會相信房屋朝向會影響到我下個月會不會和物管吵架。那些對此深信不疑的人,比如房怡,就從2003年認識老詹起,大事小情都請他占卜,“100%不敢說,90%吧,這么多年,至少九成都是準的。”她記得有一年,老詹提醒她趕緊把自己的股票賣出去,大盤將跌,她果斷照辦,成功躲過了一次股災。

我本計劃和老詹一起,參與一次他的工作,據說他已經告別真正的羅盤,開始使用羅盤App進行測算。但后來我被告知,他最近沒有什么相關工作,我也只好作罷。我忍不住想,這小小的挫折,是不是與我家中哪里的風水有關。

7

8月的一個晚上,我和馮宣約在我們常去的一家冷鍋魚。大學時我們住在同一間寢室,現在他在一家銀行工作,專為大客戶提供服務。“策劃像親子馬術這樣的活動,邀請經濟學家來講課,讓客戶盡量多的來參加。”他這樣描述自己的工作。當然,舉辦這些活動的核心目的,還是吸收存款,銷售理財產品。

大客戶們的時間更寶貴,參加活動的意愿并不高。“因此策劃要更吸引人。”馮宣說,“比如請經濟學家來講課就有很多人參加,他們非常關心經濟形勢。”我覺得很有意思,不僅僅是這個話題,還因為我們坐在客單價20元的小店里,評論著有千萬存款人群的生活。

“如果你有2000萬存款,那你在我們銀行就是八百分之一。”他說。我追問,這是指全成都只有800個人有2000萬以上的存款嗎?“不,”他糾正我,“全四川。”這個數字與我預想中的有不小差距。國家統計局顯示,2018年四川省的總人口是8341萬人,那擁有2000萬存款的人,只占人群中的0.0009%。“到時候,我們會為你提供管家式的服務。”

當在一家銀行的存款到達這個量級,客戶與銀行的關系會親密很多。“比如客戶會開車到銀行找你,跟你說,今天我們家誰過生日,我時間來不及,你幫我準備個蛋糕,下班的時候我來取。那我下午就得出去給他買蛋糕。”類似的事情還有,對于一些大客戶的緊急需求,銀行有義務24小時配合,馮宣就曾經在早上五點到銀行幫客戶處理業務,因為客戶天亮就要出國。

從馮宣講述的角度理解,銀行可以說真真正正地擋在了富裕家庭消費的對立面。存款越多,他們提供的服務就越好,他們提供這些服務完全是附加的,換句話說,是免費的。客戶的錢躺在銀行里賺取利息,客戶則可以享受銀行的管家式服務。而且,當客戶把財產分散開,存五家銀行,就能得到五份服務,他們還會彼此競爭,這樣客戶可以得到更多。

“但是你放心,大客戶不會占你便宜。他讓你買蛋糕,他一定會付錢。這一點和大多數人不一樣。”馮宣說。確實,許多人向我佐證了這一點:來自富裕家庭的人,非常清楚所有服務都需要付費。但這并不意味著讓他們消費很容易,相反,小到一個眼神都會讓你失去一個大客戶。

設計師崔鈺對我說,她曾陪同一個客戶去賣場挑選家具,在一家店,售貨員與崔鈺相熟,但見有客戶在場,便猶豫要不要打招呼。兩人之間的眼神接觸被敏銳的客戶看到,客戶立刻拂袖而去,認為她們在合伙算計他。“一旦失去信任就很難挽回。他們的資源足夠多,把你換掉仍然有很多選擇。”

當談到中國富人的共性時,謹慎和多疑是我在過去一個月最常聽到的詞。他們不會允許自己吃虧和犯錯,哪怕只是一個意味深長的眼神,在他無法判斷其真實意義時,他就會想到最壞可能。和普通人相比,他們反而更怕被差別對待,所以會有人跟我描述,開著勞斯萊斯的客戶和停車場收費員砍價,“為什么收這么貴?十塊?七塊行不行?”

理解中國富人,需要將他們放在歷史進程的沙箱中。發令槍在1978年才鳴響,40年后,他們領先于時代的大多數人,從13億人口的國家獲得機會。這個過程實在艱難,以至于他們的自我保護變成了本能反應。而當他們富有之后,面子和尊嚴,更不能讓他們接受失敗,“如果他們在一件事情上吃虧,會顯得自己不夠精明。”在為富人提供了近20年服務之后,房怡已經深諳客戶的心理,但即便如此,她仍然不免跌跟頭。2018年,一位客戶通過房怡購買了價值350萬的進口家具,因為個別幾件商品有瑕疵,客戶不接受修復,堅決要求全部退貨,現在官司還在進行中。

在我得到的信息里,富人們比普通人更厭惡失敗,他們不喜歡陌生感,一切消費行為最好都有熟人作保。但這樣帶來的結果,當然就是封閉。8月末,房怡一家去日本旅行,她報了一個私人定制的旅行團,即便是近如日本,價格也是五萬以上。“他們說自己就是這個行業最好的。”房怡說。這也是朋友給她推薦的。我看了那家旅行社的介紹,在網絡上查不到任何信息,無法想象,一個在互聯網上幾乎不存在的旅行社,竟可以通過富人圈層的口碑傳播,成為中國最好的旅行社之一。這讓我想起《理性的非理性》中論述的:人們并非像自己愿意承認的那樣,能停留在理智的層面來做出每一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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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掌握大筆財富的人相處,人會對數字漸漸失去概念。當房怡跟我說“350萬的家具”,我好像只“嗯”了一聲,但實際上,我不知道350萬能買到什么樣的家具,以及,為什么人要花這么大一筆錢買家具。從這個角度上說,我可能永遠無法理解中國富人。但換一個角度,我似乎又和他們感到親近。當他們聊起風水,聊起自己的奮斗史,聊起自己的小心思,聊起自己的饑餓感,都能讓我想起一些就在我身邊的人,一些把腳扎在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市井泥土中的人。

我曾說,希望自己只帶著無知出發,但仍然感到偏見偷偷跟來,其中最大的偏見是,我認為他們是浮在云端的人,有一套自給自足的生態系統,已經和大多數人不同。但結果正相反。除了比一般人更富有,我沒有看到任何與普通人的不同,比如新的思想,新的精神,他們的生活更是完全不像19世紀英國小說里描寫到的貴族生活。我也因此可以確定,至少目前,中國社會并沒有真正的貴族,中國富人,正處在云端與泥土之間。

他們身上的缺點帶著一代人的烙印,在許多瞬間,都讓我想起自己的長輩與親人。這些人共同的特點是,在公共事務面前只關心個人命運,在公開資料面前更相信小道消息,在信息時代面前更信賴熟人推薦,在精神消費面前更加迷戀物質。他們是封閉而傲慢的,與新鮮的事物幾乎脫節,很少付出,很多攫取,從這樣的角度看,他們似乎也是需要被打開的下沉市場。金錢并沒有讓他們產生根本性的異化,他們追求排場,看重面子,經營家族,錙銖必較,這些傳統的中國性格在魯迅筆下已經寫得夠多了。

許知遠曾經在《彭博商業周刊》的某一期開卷中這樣寫道:“今天的中國更像是上世紀初的美國。城市化、工業化和商業化是時代的主旋律,技術革命催生社會變革,大眾媒體蓬勃興起,對物質的崇拜、欲望與焦灼困擾著人們,隨著它們日益深刻地卷入國際事務,它們對自身的身份尋求也強烈起來,對自身的歷史意識也開始覺醒。”我想,這一判斷目前仍然是準確的。

在八月短暫跨越階層的過程里,我時常翻起富蘭克林·托克所著的《流水別墅傳》。這是一部關于世界上最出名別墅的傳記,它恰好就誕生于1938年,一個我所認為的,美國最接近今日之中國的歷史時期。書中所記錄的美國匹茲堡上流社會,和我所看到的成都富人有諸多相同之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令人熟悉的封閉感,以及在財富積累的道路上一往無前的專注。

但是,我也希望在最后,用書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細節來發出提醒:這棟世界上最著名的別墅,在私人手中只保留了25年。1963年,它便被捐獻給了西賓州環境資源保護部——私人愿意將寶貴資源奉獻給公共,這種情況在當代中國似乎絕少發生,因為我們仍處在努力攫取資源的過程里。這個細節說明,到了上世紀中葉,極個別的美國富人已經擁有了看待財富與社會的新視野,而這是中國富人尚在尋找的。理解美國人這樣的行為,也許可以從一個側面向中國人描繪,中國究竟在國際社會面對著一個怎樣的對手,而我們又和他們有怎樣的差距。在未來三十年,這或許是一個比如何傳遞家族財富更值得中國富人考慮的問題。

注:本文中使用人名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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